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
并且除开土地所有权没得谈,工厂、公司的经营权,“劳人党”并没有染指,只要不涉及到战略资源,正常的经营活动,南昌也好、长沙也罢,大城市的样板摆在那里。
你可以说没有以前那么繁荣,但没有以前繁荣的原因,也不是因为体制问题,而是整个“劳人党”掌握的市场就那么大,“劳人党”并没有掌握整个帝国的资源,更遑论全球市场。
夹缝中生存,能够保障数千万人口的民生,还能保证有一定的经济活力,这已经是一种奇迹。
对诸多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主士绅来说,吸引力还是有的,就是不甘心。
没有了对生产资料的绝对所有权,他们的超额利润和过度剥削,将不复存在,只能在“劳人党”的新框架中进行公平竞争,这是非常不甘心的,少赚了,就是亏本;少剥削了,就是损失。
可跟“地上魔都”的行为手段比起来,“劳人党”的合作方式,完全算不上“巧取豪夺”,因为武汉集团对外来无靠山势力,基本上就是吃干抹净的态度。
时间倒退个几个月,可能还要讲究体面。
但是整个帝国的战争气氛如此浓烈,中央核心区几个重要省份都爆发着战争、冲突、矛盾,各个市场的体量都在迅速萎缩,涉及到军事的行业,快速地吞掉了本该用在其他需求上的工厂生茶能力。
而军工投入是死的,并不创造利润,也不创造价值。
军事上的投入,是为了保障非军事投入的回报和收益,本身是死的投入,投进去多少,就是多少。
这也连带着武汉国民议会在明年的预算中,很显然地削减了公共教育、公共交通、公共卫生的投入,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一,这注定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。
甚至在恶果显现之前,本来还在观望的中小型企业,第一时间选择了倒闭、关门。
武汉三个工商区,先后出现了“倒闭潮”,这不是靠行政命令可以扭转的,哪怕武汉方面超发货币,也不过是饮鸩止渴,大企业家拿到钱之后,只会笑纳,而不是将其转化为员工福利。
实际上也是如此,如果武汉真的按人头发钱,其实并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,之所以会导致物价上扬,是按人头发钱的模式有极大问题,武汉国民议会是将超发货币给了资本家、工厂主,期望以点带面,
可现实不会按照任何一种想象出来的规律运转,资本家、工厂主拿到“救命钱”“救市钱”之后,第一时间揣腰包,留给底层工人的数量,少得可怜。
需要钱的人依然没有钱,想象中的资本家、工厂主再次分配救济没有发生,那么整个市场,完全无法挽救。
湘北地区的地主士绅,普遍受教育较高,也普遍往来于武汉和长沙。
两地的情况,都是心中有数的。
和武汉国民议会不同,“劳人党”严格来说,一直都是按人头发钱,票证和实物货币、家庭日常需求物,其实在这时候就是现金。
然而“劳人党”治下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,这一点,其实王角自己也搞不懂,但是湘北那些消极对抗的地主士绅,反而看得更明白一点。
因为如果换作是他们,从票证入手,至少有十几个环节可以让他们上下其手大捞特捞,更不要说以往作为底层官吏的帮办、帮闲,那种派发的家庭日常必需品,最基本操作就是“倒尖”。
所谓“倒尖”,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,但是湘北,就是赈灾粮一斗冒尖,小吏上去就是一脚。
把尖尖的粮食提得撒了、倒了,剩下的,才是领救济灾民的。
而倒了撒在地上的,便是他们得了。
“劳人党”在诸多环节直接断了念想,这就出现了明明应该是货币超发甚至是滥发,结果并没有出现物价飞涨、钱不值钱的状况。
没有中间商赚差价,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,老百姓手里的那点票证或者实物货币,自然也会拿来改善生活状态。
哪怕只是储蓄,“劳人党”掌控下的银行,也不会说捐款跑路。
其中的特点,说来说去,便是信心二字,而这,便是在唐烎负伤考察湘北地区之后,很大一部分地方士绅终于选择合作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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