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后一面,就会让敌对势力肆无忌惮,为所欲为。
王朝新立,往往是吊民伐罪的一面为主流,万民拥护。王朝腐朽,后一面占上风,成为统治的鹰犬爪牙,成为人民的敌人。失去了人心,武装力量也就失去了根基,最后以各种姿势进入历史的垃圾堆。
宋朝很特殊,军队从来没有表现出吊民伐罪、万民拥护的义军一面。惟一的机会,是北复幽燕,用民族大义为自己建立根基。可惜,几次机会,都被宋太宗挥霍掉了。北伐失败,彻底转型为官军,政权的帮凶打手。也就是现在朝中大臣对禁军的定性,鹰犬、爪牙。
宋朝的义军是民间的,两宋之交,北方数百万百姓揭竿而起。但凡宋高宗有一点担当,就可以借着义军大潮北上,光复两京,甚至完成宋朝军队的转型。历史是宋高宗沉迷于认为军队只有官兵的性质,而认识不到义军保家卫国,是国家真正的基本盘。用种种手段,与入侵者配合,把义军废掉了。
两宋之交,有两支军队是由义军滋养起来的,一支是岳家军,另一支是刘锜所部的以八字军为主力的军队。这两支部队,与宋朝的主力部队,其实格格不入。绍兴和议杀不掉韩世忠,却可以杀岳飞。要杀韩世忠的消息一传出来,不只有岳飞去保他,还有其他将领保他。杀岳飞的时候,除了岳飞的家人和朋友及一些文臣,全军几乎鸦雀无声。岳飞被杀,八字军领袖王彦由武转文,再不掌兵,刘锜闲置,大宋官军在南宋借尸还魂。宋军对金军的战斗力优势昙花一现,等到孝宗北伐,刘锜已老,义军不在,缺的不只是北伐之将,更缺北伐之兵。有兵就有将,没有兵了,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名将也只能无可奈何。
军队的性质,决定了军队对外的战斗力上下限。对官军性质的军队来说,攻伐富庶地方,有财帛女子可抢,个个奋勇争先。攻伐贫瘠之地,风险更大,几无收获,军心低落。打弱旅,有军功刺激,军队越打越是兴奋。一遇到强军,保命第一,各种乌七八糟的事情都出来了。
军队的性质,决定了军队的政治原则,政治原则决定了军队的组织原则、训练原则、指挥原则和作风。政治原则不一样,照猫画虎,新式军队是出不来的,还是一支拿着新武器的旧军队。
新中国军队的政治原则,是保家卫国、为人民服务,战斗力和作风都是由此而来。对外英勇作战是保家卫国,对内抢险救灾,是为人民服务。两者相辅相成,不可分割。
政治原则决定了组织原则。下级服从上级,是军队的组织原则,服从于保家卫国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原则。杜中宵前世,经常听到一句话,“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”。这句话好像很装逼,其实不符合新中国军队的政治原则,命令是错误的,危害国家、反人民怎么办?当然是不执行。所以在军队的正式文件和条例中,这句话是找不到的,对应的是组织原则“下级服从上级”,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。
杜中宵建立的军队,当然不是他前世的人民军队,所以政治原则不同,其他一切都不同。这支军队更多的是义军性质,只有前一半,保家卫国。对内几乎不参与,体现的是威慑政权威胁。
京城禁军是这支军队的对立面,全套制度拿过去,人才调过去,练不出另一支相似的军队来。军队的性质不变,政治原则不变,京城禁军就只能是河曲路的手下败将,做教科书式的演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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