沉墨麾下这些官员骨干之中大部分都出生于士绅阶层,就算是寒门子弟出身,也多与士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他们跟随沉墨之后,最关心的问题自然还是沉墨对乡绅的态度。
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的话,必然会让内部出现混乱,也会让那些士绅阶层产生各种顾虑,不敢来投,甚至还有可能会进行武力抗拒。
要举事造反,肯定要广招人才。
而这年代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身于士绅阶层,或者由士绅阶层资助的。出生于草莽之间的才是极少数。
历史上农民起义唯一个成功就只有朱元章一个了。
而且老朱也不是很多人印象中那种文盲大老粗,人家一边打仗一边自学,学习能力是很强的。
当了皇帝以后,不光能吟诗作对,就连《明大诰》都是他亲自编写的,文化水皮相当不敌。
反过来,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在一开始的动静往往是轰轰烈烈,但是因为其出身阅历和学识等软实力上的巨大短板,导致他们“其兴也勃,其亡也乎”。
最典型的两个例子,一个是当年喊出了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,华夏历史上农民起义第一人的陈胜。
第二个就是李自成了。
这两个人的出身都差不多,都是真正的底层苦出身。
陈胜是秦国发往边境渔阳的徭夫,李自成是下岗的驿卒。
他们因为人格上的魅力,比如朴实率真,勇敢仗义这些性格上的优点让他们一开始获得了众人的拥戴,各路人马纷纷来投,势力如同滚雪球一样发展迅速。
但是随着摊子越来越大,各种事务千头万绪,繁杂忙碌,就逐渐让他们显得无所适从起来。
一切骤然涌来的新奇人人物,新奇事端,事实上都需要这个掌舵者来做出决断。
而这些事情,对于这些底层出身的农民领都是太过生疏的大政难题。
作为农民领袖,坦荡粗朴的他们本能地使出了农夫听天由命的招数,诚以待人,听能人的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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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梁颇具机谋,深知草草成军之众不堪一击,是故严厉斥责了项羽等急于西进渡江攻占郡县的主张,一边下令项羽认真操练军马,一边派精干能才逐个“徇县”。
徇者,不动干戈而收服也,几类后世招安收编之说。项梁之所以徇县,是料定人心惶惶各县官府均举棋不定,只要给各县官吏一定好处,收服会稽郡不难,果能如此,目下这支草成军马便有了坚实的根基。
两三个月下来,果然各县十之八九皆服,均或多或少带来了当地精壮人军,项梁军的实力大大地充实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项梁也亲自开始训练军马,以当年战胜秦军的精锐楚军为楷模,一个冬天大体练成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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