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的哲学家,同时也是科学家,他们研究现象,并且提出种种假说来解释这些现象,这时候自然科学还是一种思辨游戏,甚至可以是政治工具。
比如东西方都有的占星术,天体运行被认为是一种征兆,赋予了神秘学的含义。
从牛顿开始,机械唯物论正式成为自然科学的指导原理,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彻底分开。
机械唯物论只研究现象,从现象入手总结数学规律,从定量的方式研究自然现象,从牛顿开始西方科学界开始一轮持续几百年的迅猛发展。
科学家不需要和哲学家一样,思考难以观测和定量研究的意志、心理,而只需要对着实验结果进行归纳总结,对实验数据进行计算推导。
在机械唯物论发展到最巅峰的时期,科学家预言只要拥有无穷的算力,宇宙中就会出现一只拉普拉斯妖,祂能如同神灵一样知晓任何事情。
而“文理分科”的目的,是将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杂糅在一起的“自然科学”和“社会科学”分开,这等于是给“自然科学”松绑,让它没有任何负担的发展。
而和“自然科学”分开之后,“社会科学”也可以更专注于自身,而不是硬扯上自然科学现象来思考有什么含义。
中华文明永远不缺乏天才,将“格物致知”一分为二,就等于将儒生这个群体分成两条路。
而苏泽另外一个目的,就是将格物致知这两条路分出来,那么在明代被贬斥的数学等一系列的“杂学”,同样可以上升到儒学的高度,通过这种方式来拔高这些“杂学”的地位。
其实在这个时代,和李贽这样不追求出仕的读书人已经出现,这些人或者沉迷于诗词书画等文化活动,专心著书治学,还有宋应星这样记载各种科学技术的杂学家,也有李时珍这样编纂医书的医学家。
如果真的能将“格物致知”分开,就等于将这些原本被主流所轻视的学问,拉到和儒学同样的地位。
再往大了说,自然科学是一门“求新”的学问。
进行任何科学研究,只需要阅读这个研究的最前沿的论文,准备好研究需要的实验工具和数学工具,就可以立刻着手研究了,而不需要从经义中寻找论据,也不需要研究复杂的哲学问题。
这种“求新”的思维方式,也是推动启蒙思想发展到文艺复兴,再发展到了西方几百年各方面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之一。
“求新而不法古”,这是苏泽准备日后提出的口号,当然现在他的影响力还很弱小,这样的口号要等到苏泽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时候再提出来。
想通了这些,一个时辰已经到了,方爱竹拿着盘尺,再次测量了树影的长度,然后返回物屋子向苏泽和李贽说出了测量的结果。
看着和苏泽几乎完全一致的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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