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的哲学家，同时也是科学家，他们研究现象，并且提出种种假说来解释这些现象，这时候自然科学还是一种思辨游戏，甚至可以是政治工具。

　　比如东西方都有的占星术，天体运行被认为是一种征兆，赋予了神秘学的含义。

　　从牛顿开始，机械唯物论正式成为自然科学的指导原理，和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彻底分开。

　　机械唯物论只研究现象，从现象入手总结数学规律，从定量的方式研究自然现象，从牛顿开始西方科学界开始一轮持续几百年的迅猛发展。

　　科学家不需要和哲学家一样，思考难以观测和定量研究的意志、心理，而只需要对着实验结果进行归纳总结，对实验数据进行计算推导。

　　在机械唯物论发展到最巅峰的时期，科学家预言只要拥有无穷的算力，宇宙中就会出现一只拉普拉斯妖，祂能如同神灵一样知晓任何事情。

　　而“文理分科”的目的，是将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杂糅在一起的“自然科学”和“社会科学”分开，这等于是给“自然科学”松绑，让它没有任何负担的发展。

　　而和“自然科学”分开之后，“社会科学”也可以更专注于自身，而不是硬扯上自然科学现象来思考有什么含义。

　　中华文明永远不缺乏天才，将“格物致知”一分为二，就等于将儒生这个群体分成两条路。

　　而苏泽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将格物致知这两条路分出来，那么在明代被贬斥的数学等一系列的“杂学”，同样可以上升到儒学的高度，通过这种方式来拔高这些“杂学”的地位。

　　其实在这个时代，和李贽这样不追求出仕的读书人已经出现，这些人或者沉迷于诗词书画等文化活动，专心著书治学，还有宋应星这样记载各种科学技术的杂学家，也有李时珍这样编纂医书的医学家。

　　如果真的能将“格物致知”分开，就等于将这些原本被主流所轻视的学问，拉到和儒学同样的地位。

　　再往大了说，自然科学是一门“求新”的学问。

　　进行任何科学研究，只需要阅读这个研究的最前沿的论文，准备好研究需要的实验工具和数学工具，就可以立刻着手研究了，而不需要从经义中寻找论据，也不需要研究复杂的哲学问题。

　　这种“求新”的思维方式，也是推动启蒙思想发展到文艺复兴，再发展到了西方几百年各方面全面发展的推动力之一。

　　“求新而不法古”，这是苏泽准备日后提出的口号，当然现在他的影响力还很弱小，这样的口号要等到苏泽拥有一定话语权的时候再提出来。

　　想通了这些，一个时辰已经到了，方爱竹拿着盘尺，再次测量了树影的长度，然后返回物屋子向苏泽和李贽说出了测量的结果。

　　看着和苏泽几乎完全一致的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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